反差 眼镜

哀册文碑的碑文局部 宋金峪 摄

南海神庙、药洲九曜石碑刻丛立，古墓出土多个“番禺”铭文……

文/金羊网记者 邓琼

前墓室中，有“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记者咫尺的征象，与岭南先贤屈大均450多年前在《广东新语》中的连接记录，总共吻合。这块宽约1.5米、高逾1.1米的大石碑，是说明1000多年前南汉高祖天子刘龑(刘岩)的康陵最蹙迫的证物。

“咱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可没这样明确。那时候墓室的大地黄土淤塞，只露了一线碑顶。等扫出一个小角，看出包边的卷草纹和内文几个字，考古队员都欣喜了，有字！有字！这座大墓的身份有下降了！”现任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的全洪，是当年亲手发掘此碑的东谈主之一，他担任副长处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讨所，2004年在广州大学城完成了记挂世界的南汉二陵考古发掘。唐末五代时间雄踞岭南的南汉政权，日益明晰地为今东谈主所知。

汗青与文物，金石与考古，昔日与今朝，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谈。

这块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镌刻雅致，1062字寥若辰星完竣，堪为粤中石刻之钜制。它重睹天日，不仅让考古队员们收货了“康陵身份证”，更有着非比寻常的文件价值，令岭南金石史上的一桩着名公案治丝益棼。

百年寻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身孚时望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翁方纲被任命为广东学政。启航前，着名的学者钱大昕出奇向他说起，明朝崇祯九年，广州北亭村的一桩盗墓案曾发掘出南汉高祖刘龑墓的一块碑石。对这块碑的内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以及王士祯、朱彝尊等那时的着名文东谈主都曾有记叙，但几种记录中存在“光天元年”照旧“光天五年”等细节歧异，希请翁学政亲为查勘。

翁方纲本就精于金石考据，在广东长达八年的学政活命中，他督学育才兼剔藓寻碑，更是不辞重荷。但令他失望的是，那时距刘龑墓初度被发现不外130年，广州郊野北亭村尚在，其碑、冢却均已消释无踪。无奈，翁方纲只得将此憾事记入我方的著述《粤东金石略》。就在翁学政离任两年后，钱大昕本东谈主1774年也被委任广东学政，搜寻此碑亦是邑邑无所获。

又一个130年已往，广州大学城破土动工，21世纪的考古队员们或然叩开这座刘龑墓，钱、翁等东谈主当年苦寻无着的那块碑石——“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事业般重现！如今记者举手投足的这行楷书——“粤光天元年九月壬午朔、二十一日壬寅迁神于康陵，礼也”——赫然在目，放荡惩处了“钱氏之问”，久远的南汉历史有了实证。

金石刻勒，虽历经千百载，仍可窥其原貌。难怪那碑刻铭文中弥漫开的史诗、深镌的文化密码，会令历代学者探颐索隐，如斯孜孜以求。

金石证史

翁方纲虽未能找到刘龑的哀册文碑，脚步丈量却不断歇，他在粤任工夫遍历全省各府、州、县，悉心征集、摹拓、整理散存于岭南各地的金石碑刻，逐个加以精审考析，撰成《粤东金石略》十二卷，共辑入金石描摹翰墨562种。

这本岭南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以广府为中心，北自韶雄，南及雷琼，东至潮梅，西抵高廉，概见那时广东险些通盘珍良史刻的情况，名山胜景与名东谈主碑刻交相照映，信得过地概述了清中期广东全省历史东谈主文资源的散布现象。如书中翁氏胪陈了东汉时间修建韶州乐昌、曲江泷水水利交通的《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铭》，雠校称：“粤东石刻以周府君碑为最古，建于汉灵帝熹平三年。”又肇庆七星岩石室洞口有《端州石室记》以及正书“景福”二字，粤中匹夫多取其“福”字，拓片张挂室内，而不知题者何东谈主。翁方纲考据这都是唐代大书道家李邕（李北海）的真货，而况是他所留住的独一的正书碑，弥足有数。

翁方纲一边网络碑刻铭文，一边考据、勘误，查证了一多半历代名东谈主显宦的寓粤遗迹，韩愈、柳宗元、李邕、刘禹锡、李商隐、苏轼、包拯、陆游、周敦颐、朱熹、米芾、文天祥、陆羽等等，原本都曾在岭南留住脚迹；还有土产货籍的崔与之、陈白沙、湛若水、黄佐……文化史上耀筹画灿艳群星，寄身金石，以其言行径岭南增辉，也串联起广东自宋代以后华夏外侨涌入、文化经济逐渐振起的光轨。

合上书页，一些句子久久难以散去：“予五至尔后拓得之”“我求此石今七年”“风雨中来摩挲碑刻”……细一念念量，翁学政高下求索的身影如在现在。

翁方纲亲书的“药洲”二字还留在九曜石上 宋金峪 摄

南边碑林

今天咱们在广州，尚能见到唐宋以降的碑刻最为联结处，亦然翁方纲出奇垂青、专章剖陈过的南海神庙、药洲九曜石这两个方位。

南海神庙自唐立制祭祀海神以来，千余年历祀连续，而况宋元明清历朝，大抵是每奉旨祭一次，即立一次碑，因有“南边碑林”的好意思誉。所存最早的唐代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立于唐元和十二年（817年），于今保存完竣，是传承有序、足以勘正汗青的“名碑”。且不说此碑撰文者为“唐宋八群众”之首韩愈、书者为永贞调动被贬 “八司马”之一陈谏，齐见出极高的文化价值；单是学者考据出此碑行文中，有中国历史文件中最早可见的“海事”一词，也不难感知它与岭南文化的息息重迭。

南海神庙中的浴日亭，因面朝大海不雅日出而享好意思名，大体裁巨匠苏轼在北宋紹圣初元被贬惠州时，路过此地作七律《南海浴日亭》，扈从者刻碑留记，此后逐渐酿成了文东谈主们在浴日亭附和、诗作勒石的风俗。苏轼诗碑今已只留残迹，但明代心学群众陈献章续作的诗句，以他特有的茅龙笔书就，仍存于碑亭中的《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上，真气纵横。

转到广州城内的药洲九曜园名胜，虽有周边的地名如教师路、西湖街还在悄作教导，但这水榭花台的南汉御园、引颈文教的明清提学署，光环早已褪去，如今仅仅小小院落。所幸当年经两位“翁学政”发掘、保留住来的开阔东谈主文碑刻，仍托身名石，若有所待。翁方纲任广东学政八年，以药洲为府署，配偶二东谈主在此寻本挖源，交流考稽，起出了不少宋明碑刻。真谛的是，他发现，访之四年而不获的米黻（即大书道家米芾）题“药洲”那块石，居然离开了九曜园，美女人体艺术立足于不远方布政司衙门的竹丛中。但据记录还应有另一块刻有《宋代米黻九曜石题诗》的石头，历久未能寻到。直至60多年后，学政已换过25东谈主，轮到翁心存（即清末名臣翁同龢之父）上任，那方有数的宋刻才被这位“翁学政第二”发现，其石就在园内，但半入水中，且有榕根盘绕，以致前辈失诸眉睫。

本日药洲面积之小，十分钟内便着实步一圈。但若是拿着舆图细细比对，想从斑驳的石棱与苔藓中，一一寻辨碑铭，索取先东谈主们年久月深的吟咏抒情，则并不收缩。在南国的日光雨露中，它们及它们被发现、被探知的故事，已与岭南水土形影相随。

康陵墓室内，“一碑当穴门中立”（府上图）

无可替代

岭南较华夏引诱晚，文教迟兴，前东谈主常有平方的“南天金石贫”之叹。近来，颇有学者谨防到，广东自古以来等于中酬酢流和商贸茂密的重心地区，若是冲突传统金石学对于政事史、文教史的固守，而将岭南地区遗存的巨额带有多样异邦翰墨、宗教交流现实的碑刻，以及关联商贸市政的碑刻纳入，再作训练，岭南金石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举例佛山的一些碑刻部分描写了明清间佛山手脚买卖重镇背后，一度践诺市民自治的社会方式，这是社会学研讨中一个蹙迫视线。存于佛山祖庙的《乡仕会馆碑记》，就记录了嘉礼堂手脚绅商解救的自治组织对方位政事的主导作用；其他散见于各处的建庙、修桥、兴学、悬禁等碑记，则对那时商民在方位修复中的主导作用多有发扬，都是社会史的蹙迫府上。

延长

广州多处地名齐有“金石出处”

金石，并不限于碑刻。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论》中指出：“金石者，往古东谈主类之遗文……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翰墨者，齐遗文也。”广州自古以来等于岭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出土过许多富足方位特色的金石铭文。

举例，广州西村一号秦墓出土的漆奁上就烙迹有“蕃禺”二字；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铜鼎，也有一些刻有“蕃”“蕃禺”铭文；广州南越王宫苑名胜的西汉水井，出土木简有“蕃池”“蕃禺东谈主”翰墨；广州先烈路沙河顶东汉墓出土有“番禺丞”铭文砖……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波及限制之广，在世界历史文假名城中实属萧疏，可知甚有渊源。

清同治年间，广州城北下塘堡出土了一方刻于刻于五代南汉国大宝五年（962年）的《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此券为深褐色碑石，共19行325字，保存十分完竣，楷书构字拙陋奇逸，具魏碑韵味。券文冒昧是，买了风水好地为墓穴，有至人李定度等为证东谈主，有龙神防守。出土后，券石的抓有者在隔壁搭筑茶寮，取“南汉大宝”之意而名为“宝汉茶寮”，将此石置于寮中，供茶客不雅览，引得不少文东谈主成心赶赴，遂成一段羊城美谈。如今这方买地券已由广州市博物馆保藏，而广州下塘路亦有宝汉直街的地名沿用于今。

访谈

岭南金石数目 明清时超朔方

陈鸿钧 广州博物馆金石学者，《广东碑刻铭文集》编订者

羊城晚报：您已经对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光孝寺东西铁塔铭文等南汉遗存的金石铭文均作念过诸多考释，为怎么此垂青南汉这个历史时间？

陈鸿钧：建都于广州的南汉国存续时候70多年，立国50多年，在五代十国中时候仅次于南唐，是岭南的蹙迫发展时间。它全盛时间的疆土在五代十国中是最广的，两广一带、云南贵州的部分、海南岛都包摄于南汉，也比拟豪侈。

对于南汉国的历史，诚然也见于一些汗青记录，但现有以及考古学发掘的遗存、遗物，出奇是金石铭文，最能径直显现南汉的历史信息，价值也最高。我裁剪《广东金石图志》时，就征集了一部分南汉国金石铭文，如出土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后梁吴存锷墓志铭》、南汉青春苑铁花盆铭文、光孝寺东西铁塔铭文、南汉康陵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南汉二碑等。此外，在现有的拓本中，还有部分南汉铭文，比如南汉白龙乙酉砖铭文、南汉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等。这些金石铭文都为咱们今天了解南汉的历史地舆、民间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印迹。

举例通过考释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我发现刘龑(刘岩)此东谈主不仅才念念敏捷，而况在儒、释、谈、医、术数方面均有极度的青睐。哀册文中赞他“天纵贤达，凝情释老”，其所修经过之深，至“谭玄则变化在手，演释乃水月浮天”。这些记录，不错和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南汉二碑中关联刘岩礼佛的连接记录相印证，丰富了咱们对南汉历史细节的剖判。

羊城晚报：从专科研讨的角度看，广东金石碑刻的遗存丰富吗？

陈鸿钧：岭南引诱较晚，在唐代以前，广东的金石材料远较华夏为逊，数目少、质地也有限。到了两宋之后，跟着岭南引诱加强，朔方苍生巨额涌入，相应的坐蓐和文化传承旺盛，金石材料大大表示，到了明清时候数目以至卓越朔方，经济发达使得东谈主们能以碑刻将文化效果固化下来。

还有一个高兴是岭南宗祠文化发达，士医生们修祠堂、建寺院，立规立矩，是以相应的刻碑也很旺盛。咱们从所发现的青铜、陶器、印玺、简牍、砖瓦、石刻等文物而言，明清之后流传于今的岭南金石并不是联想中那么“贫”，数目以至卓越朔方、江左。还有清代中后期以金石学为蹙迫现实的朴学在岭南大盛，跟着阮元督粤、开学海堂，学术行径枝繁叶茂，岭南文化有了我方的面庞。

羊城晚报：那么岭南的碑刻自己有什么特色呢？

陈鸿钧：岭南地区的碑刻在传统的记录政事史的功能以外，还别具记录社会史的功能。举例广东商贸发达，是以许多碑刻与贸易关连接，响应公约精神和社会料理的现实许多，清代的外江戏班会馆刻石、锦纶会馆的碑刻等都属于此类。岭南自古以来等于中外文化密切交流的方位，是以有不少刻着异邦翰墨的碑石很有特色，举例广州回教先贤古墓园出土的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志》及原存怀圣寺的《重建怀圣寺塔之记碑》，均是记录元代广州伊斯兰教传播的有数史迹。至于东莞的《却金坊碑》《却金亭碑》，更是径直响应了明代中国与暹罗海上贸易情形，也令番禺知事李恺廉正求实的为官之谈传扬于今。

清代中世之后，羊城的行商巨贾热衷文化，着名殷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题刻反差 眼镜，除了有“历代名东谈主法帖”以外，他还将我方与林则徐、吴其浚、耆英、骆秉章等一时显豁能臣的战争书信，以端石刻帖，称为“尺素遗芬”，文件价值极高。